回到公寓之后，玛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冰箱。

那袋土豆还放在蔬菜格里，剩下的四个安静地躺在塑料袋里，表皮光滑，芽眼紧闭，看起来和她早上离开时没有任何区别。但她蹲下来凑近了看，就发现第三个土豆的底部有一小块软烂的褐色斑点，用手指轻轻一按就陷了下去，渗出暗色的汁液。早上切它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迹象。仅仅几个小时，它就开始腐烂了。

她把整个袋子拎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的盖子扣紧，又往上压了一摞旧报纸。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抵抗的冲动，想要把土豆从垃圾桶里重新捡出来。她的手指悬在报纸上方，颤抖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她猛地转身，在厨房的台面上重重拍了一掌。

疼痛让她的头脑清醒了几分。

她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让傍晚的天光透进来。都柏林的九月落日很晚，现在窗外还是明亮的蓝灰色，远处屋顶上停着一排沉默的海鸥。她把头骨从背包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用一块黑色绒布盖住。她不确定这样能不能挡住什么，如果那些的效力可以通过视觉传递，绒布大约起不到任何作用，但至少，她不需要在视线余光里时刻看到它。

她需要等她来。那个克劳利博士。

等待的时间漫长得不像话。玛拉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手里握着一杯冷却的茶，视线游移在墙壁上的裂纹和书架上的书脊之间。她的身体还在持续地发出各种信号，手臂上的疹子水泡破了之后开始结痂，痒意变成了钝痛；太阳穴的搏动像是一颗额外的心脏埋在了颅骨两侧；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像是被轻微烫伤过。

但她还能思考。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晚上七点四十二分，门铃响了。

玛拉从沙发上弹起来，走到门口时顿了一下，凑到猫眼往外看。走廊的感应灯亮着，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门外，约莫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凌乱，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和褪色的牛仔裤。他手里没有提任何东西，但肩膀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带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发出叮当的轻响。他的面容疲惫，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异常警觉，正左右扫视着走廊的两端。

玛拉打开了门。对方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她脸上，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开口：奥布赖恩女士。你读了多少？

他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沙哑，带着一种长期缺乏睡眠的干涩感。玛拉侧身让他进来，然后关上门，反锁了两道。

七个符号，她说，第一圈。

克劳利的脸色在公寓的灯光下显出了一种灰败的颜色。他快步走进客厅，目光扫过房间的陈设，像在检查每一个角落有没有隐藏的。最终他的视线落在她卧室的方向，那扇半开的门后面，黑色绒布覆盖的轮廓隐约可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七个，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很低，你读出声了。

克劳利闭上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他在沙发边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沓厚厚的文件。玛拉注意到那些文件的边缘都磨毛了，显然是经过无数次的翻阅和整理。最上面的几页是打印的表格，印着基金会的标志，一个风格简洁的盾形图案。

你在三一学院的借阅记录让我找到了你，克劳利一边翻文件一边说，奥杜尔日记1848影印本，整个爱尔兰就你一个人申请过这个。基金会的信息封锁系统会标记每一个接触相关文献的人。我不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是来你的。但你比我先找到了实物，这就让整个局面变得复杂了。

他把一页纸递给玛拉。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正是她带回来的那个头骨，但背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灰色的金属墙壁，编号标签，以及测量尺。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SCP-077，摄于Site-19临时收容单元，1973年9月。

这是它在基金会里的最后一次正式记录，克劳利说，1973年，当时有个转移小组在爱尔兰执行重新收容协议。他们把它从那个村庄遗址的地下室里挖出来。那块金属底座，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我放上去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