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赎回阿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钢针，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髓里。

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忍受一切。

八年过去了，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

虽然他仍旧年龄不大，但他的眼神，却像个老人一样，浑浊而麻木，腰杆也坏了，直不起来，只有在清点那些陶瓷币时，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这一天，雨终于停了。

管事吹响了开工的铜哨。阿茂和往常一样，将竹筒贴身藏好，抓起一顶破旧的斗笠，汇入了沉默的、走向烟草田的人流中。

然而，今天的种植园，气氛有些不一样。

在空地上，站着一群新来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和阿茂他们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老猪仔不同，这群人虽然也穿着粗布衣服，但看起来干净整洁，精神面貌也明显要好得多。

他们没有被剃光头，只是剪短了头发，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好奇又警惕地打量着这个新环境。

人群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熨烫过的白色短衫，脚上是一双皮鞋，尽管沾满了泥浆，但依然能看出价值不菲。

他没有和新来的工人们站在一起，而是直接与种植园的荷兰大管事——范德伯格先生，一个胖得像酒桶一样的白人在交涉。

一个懂行情的同乡在阿茂身边低声说：“听说了吗？这批人不是猪仔，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契约工。听说是和香港的正规公司签的合同，三年期。

带头的那个，是公司的工头，专门派过来监督合同执行的，不干活，香港的公司给他发薪水。”

这个消息在猪仔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契约工？还有专门的工头监督？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华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猪仔，命运掌握在白人东家和本地监工的手里。

那个工头，阿茂后来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头。

李工头和范德伯格的交涉似乎很顺利，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递上了一叠文件。

范德伯格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监工把这批新工人带下去，单独安排在另一头新建的长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种植园的秩序，因为这批契约工和李工头的到来，被彻底打乱了。

李工头果然如传言所说，他从不下地干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手在种植园里巡视。

他会亲自检查契约工的伙食，如果发现米饭不够或者咸鱼发臭，他会立刻找到管事理论，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态度强硬。

他会拿着一块怀表，监督契约工的工作时长，一旦超过合同规定的十二个小时，他就会站出来，要求监工立刻收工。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契约工因为动作慢了些，被一个爪哇监工扬手就想用藤鞭抽打。鞭子还没落下，就被一只铁钳般的手抓住了。是李工头。

“合同上写明，你们只有权力罚款，无权体罚。”

李工头冷冷地看着那个监工，眼神像刀子一样。

监工被他的气势镇住了，色厉内荏地用马来语嚷嚷着什么。李工头直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敬了过去，最后，他指着远处办公室的方向，说：“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找范德伯格先生，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地对清楚。”

小主，

监工最终悻悻地放下了鞭子。

那一幕，被不远处的阿茂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里充满了震撼。八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有华人敢这样和监工正面对抗，并且还赢了。

李工头的存在，像一堵无形的墙，把契约工们保护了起来。

他们吃着比猪仔们好得多的伙食，住着更干净的屋子，干着同样的工作，却没有人敢随意打骂他们。

他们每个月还有四天休息时间，专门有一天李工头会让他们打扫房子，洗澡，洗衣服，还请了一个鬼佬医生给他们检查身体。

这引起了老猪仔们极大的羡慕和嫉妒，也让种植园的荷兰管事和本地监工们对他恨之入骨。

在他们看来，李工头就是一根搅屎棍，破坏了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绝对权威。

范德伯格先生好几次在办公室里咆哮，骂他是“香港来的狗屎”。

足足几个月他们这些老猪仔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李工头如此理直气壮，原来整个南洋地区的华工都被他们嘴里的华人总会掌握，要是种植园主不讲规矩，他们就再也招不到一个华工。

阿茂对李工头的感情很复杂。

他羡慕那些契约工，也渴望得到那样的保护。

但同时，他又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

他和他们，仿佛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他和身边的猪仔们，是卖断了身的奴隶；而那些契约工，是来打工的“客工”。他们有合同，有期限，三年后就可以拍拍屁股回家。

而他们呢？他们的合同是“无限期”的，除非死，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一天傍晚，收工之后，阿茂在河边洗漱，正好看见李工头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望着夕阳抽烟。落日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显得有些孤单。

阿茂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了一句：“李工头，香港……离家乡还远吗？”

李工头转过头，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他不像那些监工一样盛气凌人，眼神很平和。他吐出一口烟，答道：“不远，坐船十几天就到了。你是哪里人？”

“福建，同安。”

“哦，那更近了。”李工头笑了笑，“想家了？”

阿茂点了点头，眼圈有些发红。

八年了，他从不敢在人前提起“家”这个字，这个字像一把刀，会把他的心割得鲜血淋漓。

李工头看着他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还有那与年龄不符的沧桑眼神，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唉。好好攒钱，总有回去的一天。”

“回不去了。”阿茂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们是签了死契的。”

“狗屁的死契！”李工头突然骂了一句，把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碾灭。“那都是骗人的。等时局变了，你们就有出头之日了。”

“时局……会变吗？”阿茂喃喃地问。

“会的。”李工头看着远方，目光深邃。“大清国在变，洋人也在变。这世道，不可能永远这样黑下去。你们要做的，就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我在澳门的猪仔仓里被救出来，到现在，没有一天不在等。”

那天的谈话，在阿茂心里掀起了巨浪。

“只有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黑暗的内心世界。

他第一次开始思考，除了赎回妹妹，活着，或许还有别的意义。

然而，他没有想到，李工头自己，却没能等到那一天。

冲突的爆发，源于一场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