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人想了想，让周志远把医官叫来。医官来了，说：“大人，我试过嘟舍花的药性——根性凉，味微苦，入肝经、肾经、脾经，确实能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叶性凉，味甘，外敷能清热解毒、收敛生肌；果实性凉，味酸甜，能清热解毒、生津止渴。这些都符合中医的药性理论，而且病案真实，用法明确，完全可以收录。”

王大人这才点了头：“好，那就把它收录进《云南通志》的‘方伎’卷，写清楚它的产地、形态、功效、用法，还有那些病案，让后人知道它的来历。”

周志远赶紧回去修改文稿，最后定稿的条目是：“嘟舍花，彝山所产，多生于哀牢山阴湿山坡。株高三尺许，叶卵形，锯齿缘；春开红萼花，状如灯笼，夏结紫黑果。其根性凉，味微苦，归肝、肾、脾经，能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治瘀血内停、睾丸肿痛、妇人不孕；叶性凉，味甘，外敷治跌打损伤、烫伤；果实性凉，味酸甜，能解蛇毒、止痢疾。彝医口传其用，历有验案，今录之，以惠四方。”

《云南通志》编成后，很快就传遍了云南，甚至传到了四川、贵州。很多医家都照着上面的记载用嘟舍花，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四川的一个产妇，产后瘀血不下，用嘟舍根配益母草，三天就好了；贵州的一个士兵，在战场上被刀砍伤，感染了，用嘟舍叶配黄连外敷，五天就消肿了；云南的一个县官，得了痢疾，吃了嘟舍果实煮的水，两天就止泻了。

消息传回罗罗坝，阿倮拿着周志远送来的《云南通志》，虽然看不懂汉文，但听周志远念了嘟舍花的条目，笑得合不拢嘴。他把书放在木盒子里，和那块桦树皮放在一起——一个是彝人的口传记录，一个是官府的文献记载，都是嘟舍花的故事。

那天晚上，阿倮又去了药田，看着地里的嘟舍花——冬天的嘟舍花叶子已经黄了，但根还在土里，等着明年春天再发芽。阿木也来了，说：“阿倮老爹，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嘟舍花了，咱们罗罗坝也出名了。”阿倮点点头：“这不是咱们的功劳，是嘟舍花的功劳，是咱们彝人一辈辈实践的功劳。以后啊，不管是彝医还是汉医，不管是山里人还是城里?，只要能用它救人，它就没白长在这哀牢山里。”

月光洒在药田里，把嘟舍花的枝条照得银亮。阿倮和阿木站在田里，看着远处的哀牢山，心里都暖暖的——这朵红萼灯笼似的花，从蛇沟里的一株野草，变成了医林里的名药，靠的不是神仙保佑，是生活里的实践，是人心间的传承。

下卷赞诗

红萼灯笼出彝山，活血化瘀解民艰。

温宫能种麟儿笑，治烫还教痛痒删。

通志留名传万里，医林载誉惠千般。

若非实践多真味，哪得良方代代颁。

小主，

下卷结语

下卷已述嘟舍花自罗罗坝扬名，经李默传于大理解瘀血重症，阿月病案证其温宫种子之效，周志远田野调查录其详，终入《云南通志》成文献之典。此历程尽显“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之深度互动：彝人的实践为根，医家的交流为枝，方志的收录为果，缺一不可。其“实践先于文献”的特质，恰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从生活中识药，在实践中验药，于文献中存药，方能让一株野草，成为跨越民族、跨越地域的济世良方。嘟舍花的故事，不止是一味草药的传奇，更是中国传统医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见证，其智慧，将随《云南通志》，代代相传。

尾章

若干年后，哀牢山的嘟舍花依旧年年盛开，红萼灯笼似的挂在枝头。阿倮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医术，继续用嘟舍花治病，也继续教村里的人种药、晒药。有人在药田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彝汉两种文字，写着“嘟舍花之田”——既是纪念阿倮，也是纪念那些用实践发现嘟舍花的彝人。

偶尔，会有外地的医家或学者来罗罗坝，他们会去蛇沟看嘟舍花的原生地，会去阿倮家看那块桦树皮和《云南通志》，会听村里的老人讲阿木遇蛇毒、阿月求子的故事。他们都说，这哀牢山的嘟舍花，不光是一味药，更是一本活的书——写着中国传统医学的实践精神，写着民族间的医药融合，写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风过哀牢山，吹得嘟舍花的枝条轻轻晃，像是在跟每一个来访的人打招呼，也像是在诉说着那段从山野到典籍的传奇——那段关于实践、关于传承、关于救人的传奇，会和这朵红萼灯笼似的花一起，永远开在哀牢山里，开在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