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7月从学校毕业,当时中央航校迁至云南，已经改名为空军军官学校。

父亲来昆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蒋校长为我们一百多名学员颁发证书,颁授空军佩剑。

父亲作为家长代表上台致词。

我们驾驶“老道格拉斯”做飞行表演,意气风发,迫不及待想冲向战场。

大合影里，我站在倒数第二排,从照片看不清脸,后面拉着横幅：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父亲说他以我为荣,尽管去施展拳脚为国尽忠，但要生还,要平安归来。

我默然点头，却不敢承诺什么。

温琰在大轰炸中失踪,父亲和青蔓遍寻重庆找不到人,她还活着的希望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低,我已心如死灰。

正式编入作战部队后,我把自己当做尖刀利器,剩下半条命的价值就是对抗日寇，打到底,打到死。倘若有幸活到胜利那天，我会走遍神州大地寻找琰琰,一年为限,找不到的话,就去陪她，免得彼此孤单。

父亲离开昆明前夜与我秉烛长谈,他怕我消沉，刻意避谈温琰，而询问了许多关于前程的话题。当初我报考空军，纯粹是为抗日，可军校的政治课程却让人感到非常不适。他们歪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树立蒋校长独/裁思想，对此我始终心怀抗拒。从军效忠于国，并非效忠于某个人物，对吧？

我所见到的，还有党国内部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现象，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

我们不怕死，不怕苦，更不是没有人才，然而装备落后，远远无法与敌机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