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季霆在军医大读完本科，被他爸不由分说地弄到西南边陲一个基层部队卫生院锻炼，做了个一身抱负无处施展的落寞小军医。

一众发小嘴上可怜他，但顶多也就是致电慰问慰问。唯独十八岁的陶溪和，带了满满两行李箱的零食，长途跋涉赶到那个偏远小镇去看望他。

季霆在破败的长途汽车站找到陶溪和，她穿白色羽绒服和黑色雪地靴，戴一顶黄色的毛线帽，悠哉悠哉地坐在行李箱上，安静地调试一个长长的单反镜头。

见着季霆，她立马举起相机拍了张照片。

到了季霆的住处，她把照片导出来发给一众发小，汇报说：“季霆哥没胖没瘦没晒黑，一切安好，大家勿念。”

季霆问她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

“我贪玩儿呗。”陶溪和说其他人要么忙恋爱，要么忙事业，只有她最小，尚未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最逍遥。

她当年也是真贪玩，在季霆那儿只待了一天，便出发去香格里拉，后来又跟几个在半路上认识的驴友一起进藏。

旅行一圈结束，回到平京，她给季霆写信，说只有他那儿最无聊。

几天后，她寄给季霆一台游戏机和一整箱游戏卡，要他无聊时打发时光。

后来的小半年里，被流放的季霆把陶溪和的诸多高分游戏记录通通打破。

再后来，陶溪和独自一人远赴欧洲求学，自那之后，大家相聚的时光就变得更少。

季霆忘了具体是哪一个时间节点，他们这帮一起长大的发小开始欣然接受“疏远”这个词。

一年前，陶溪和跟几个华人同学秉着一腔热血，先后做了三个跟女性权益相关的公益组织，个个赔的血本无归。

她出资最多，赔掉了从小到大的压岁钱，还从她大哥那儿敲了一笔填进窟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