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曦领导的理论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定义和测量“意识输出”。传统的脑电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手段，在个体层面尚且粗糙，更不用说在百万乃至更大尺度上进行同步、精确的量化。

“我们不需要读懂每个人的具体想法，”南曦在一次内部讨论中指出，“我们需要捕捉的是意识活动对物理世界施加影响的‘通道’或‘杠杆’。根据模型，这个杠杆很可能就是意图的纯粹度与一致性对量子系统统计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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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意识相干性”。类比于激光，当无数光子步调一致时，才能产生强大的相干光束。同样，只有当大量个体的意识“意图”在频率和相位上高度同步时，其效应才能超越背景噪声，被宏观仪器探测到。

“这不仅仅是让大家想同一件事，”她解释道，“而是要让他们的脑波活动、生理节律，乃至更深层的潜意识，都尽可能收敛到同一个‘共振模式’上。”

王大锤的工程团队则挑战着物理学的极限。“现实之镜”的设计要求近乎苛刻：它必须位于尽可能不受干扰的太空环境（最终选定L2拉格朗日点）；整个平台需要实现近乎完美的电磁屏蔽、热力学平衡和机械隔离，以排除任何已知物理因素对核心实验设备——一个升级版的、超精密多重路径量子干涉仪——的影响。

“我们不仅要防止外面的干扰进去，”王大锤指着复杂的设计图，对他的核心工程师们说，“还要防止里面的任何效应泄露出来，直到我们完全理解它。每一个螺栓的材质，每一根光纤的走向，都可能引入无法容忍的噪声。我们是在为‘神’打造一面镜子，不能有任何瑕疵。”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利用部分从“播撒者”残骸中理解到的材料科学原理，制造一种新型的“真空隔舱”，试图在局部创造一个时空背景尽可能“平滑”的区域，作为干涉仪的核心实验腔。

与此同时，顾渊在静默室中的连接变得更加深入，也更具风险。他不再满足于感受“播撒者”首领的意识氛围，而是尝试主动“询问”关于意识协同放大效应的问题。

这一次的连接，感觉如同潜入一片粘稠的、冰冷的深海中。他传递出关于“集体意识显能”的模糊概念。回应他的，并非直接答案，而是一段汹涌而来的、充满警示意味的“信息洪流”。

他“看到”了无数文明的剪影。有的文明在掌握意识影响现实的能力初期，因内部个体的欲望冲突，将整个星球化作了意识战争的地狱，现实结构在无数扭曲意志的拉扯下崩坏。有的文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追求力量的极致效率，彻底抹杀个体性，融合成一个庞大、稳定、却失去所有创造力和进化潜力的“集体石像”。只有极少数的剪影，在个体自由与集体协调之间，找到了一条纤细而危险的平衡之路，融入了更广阔的宇宙图景。

连接结束时，顾渊剧烈地咳嗽起来，嘴角甚至渗出了一丝血迹。医疗人员迅速上前。他抓住南曦的手，眼神因看到的景象而充满惊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