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日本书纪》中，他又被描述为“商业之神”，这种神格叠加，反映了古代倭国从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过渡的历史轨迹。

其标志性的“钓竿与鲷鱼”形象，最初象征渔业丰收，随着大阪商业繁荣，逐渐演变为财富与机遇的象征。

除主神外，神社还供奉天照大神、须佐之男尊等神只，形成“一主多从”的信仰体系。

这种包容性，体现了倭国神道“八百万神”的多元特质。

天照大神象征国家权威，须佐之男尊代表破除灾厄，而惠比寿则专注于世俗福祉。

信徒通过一次参拜，即可获得多重庇佑，这种“一站式”祈福模式极大增强了神社的吸引力。

神社内现存的《戎神商业训》石碑记载：“商道即人道，以诚信为本，以勤勉为基”，将商业活动升华为宗教实践。

江户时代的商人行会，常在此举行“起请文”，也就是宣誓仪式。

以神道教的“污秽”与“净化”观念，约束商业行为，形成独特的商业伦理体系。

惠比寿信仰的兴盛与大阪“町人文化”，也就是市民文化密切相关。

与京都的贵族文化、江户的武士文化不同，大阪商人强调“现世利益”与“实用主义”。

今宫戎神社的“福笹”，并非单纯的宗教符号，而是町人阶层，将抽象信仰，转化为可触摸的物质载体的典型例证。

竹枝的轻盈象征“无常”，而饰品的厚重，则代表“现世安稳”，这种矛盾统一正是大阪商人“在商言商亦重义”精神的体现。

十日戎祭典，通过“辞旧迎新”的仪式结构，为社会提供了周期性的心理重置。

在倭国企业普遍实行“决算年”制度的背景下，商人通过奉还旧福笹、领取新福笹的仪式，完成了商业周期的象征性切割，为新年度的经营，注入心理能量。

这种仪式性的时间管理，成为倭国商业社会，维持运转的隐性机制。

福娘选拔与祭典中的角色扮演，揭示了倭国神道中“巫女”的特殊地位。

每年10月从4000余名申请者中，选出的45位福娘。

不仅承担授福仪式，更成为祭典的视觉符号与文化传播者。

这种“神圣化的女性形象”，既延续了神道传统中，女性作为“神人之媒”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