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五年，十一月初，北京城，北风凛冽。

四方馆内，寒气透过简陋的窗棂缝隙，裹挟着深冬的肃杀。荷兰东印度公司特使范·德·桑德，面色灰败地整理着行装。

案头那份墨迹未干的《天启明荷和平贸易协定》副本，如同烧红的烙铁，灼烧着他的尊严和理智。

四百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八十万两的屈辱赎金，称臣纳贡的苛刻条款……每一条都像沉重的枷锁，让他寝食难安。

他只想尽快离开这座令他感到无比压抑和渺小的天朝帝都，返回巴达维亚复命，尽管他深知，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总督的雷霆震怒和职业生涯的终结。

“先生，”他的副手威廉推门而入，压低声音，神色间带着一丝异样，“有位自称张德安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求见，说有要事相商。”

“葡萄牙人？”范·德·桑德眉头紧锁，本能地感到排斥。荷葡两国在东印度地区的竞争激烈，他对此缺乏好感。但此刻身处绝境，任何可能带来转机或信息的机会都不容错过。“让他进来吧。”他叹了口气，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衣领。

片刻后，一位身着黑色耶稣会士长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但眼神深邃的欧洲人走了进来。

他行了一个标准的教士礼，用流利的拉丁语说道：“愿主保佑您，范·德·桑德先生。鄙人安德肋·沙勿略，中国名字：张德安，在此侍奉上帝、传播福音已十五载。”

范·德·桑德勉强回礼，语气依旧冷淡：“张神父，久仰。不知您此时来访，有何指教？我记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澳门葡萄牙商会并无太多往来。”他刻意强调了国籍的界限。

张德安并未在意他话语中的疏离，目光扫过房间，在那份显眼的条约上停留片刻，轻轻叹息，脸上露出理解和同情的神色：“阁下在京师的经历，我略有耳闻。大明天子的威严，深如渊海，其国势之隆盛，物产之丰饶，确非我等西洋诸邦可以轻易揣度。此番遭遇，想必让您感触良多。”

这话深深刺痛了范·德·桑德，他脸色更加阴沉：“神父若是前来表达怜悯，大可不必。范某虽处境艰难，却也不需要葡萄牙人的同情。”

“不，您误会了。”张德安神色一正，语气变得严肃而诚恳，“我并非来怜悯您，恰恰相反，或许……是来寻求您的帮助，也是为了欧罗巴的未来。” 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旧布包中，郑重其事地取出几大本用厚实宣纸精心装订的手稿。手稿封面用工整的汉字与流畅的拉丁文双语书写着标题——《东方见闻录：一个耶稣会士在大明帝国的十五年观察与思考》。

“这是……”范·德·桑德疑惑地看着那厚厚一摞、显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手稿。

“这是我十五年来，凭借在京师士大夫圈子与宫廷中的些许便利，潜心观察、记录、研究的心血结晶。”张德安的声音带着一种学者般的虔诚与难以抑制的激动，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手稿，指给范·德·桑德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和精细的素描插图，“您看，此书试图详尽而客观地记载这个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其悠久深邃的历史传承、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尤重儒家与道家）、缜密有效的政治律法体系、令人惊叹的农业水利技艺、鬼斧神工般的手工业成就、组织严密的军事架构，乃至其独特的医学、天文、算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