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所有的人，无论之前朝向哪个方向，此刻，他们的脖子，都以一种绝对违反人体常理的角度，齐刷刷的转向了我。

几十张面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表情各异，但眼神全都一样——空洞，死寂。

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有那几十道冰冷的目光。

我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起来，头皮发麻，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

跑！

这个念头像炸弹一样在脑海里爆开。

我猛地调转车头，因为太急，自行车差点侧翻。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跳上车座，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疯狂地蹬着踏板，冲向门外！

身后，那死一样的寂静维持着，没有脚步声，没有惊呼，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和自行车链条发出的不堪重负的“嘎吱”声。

我甚至不敢回头看那门童是否还保持着那该死的微笑。

我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这座钢铁丛林里逃窜，拐过一个又一个街口，那些高楼巨大的阴影投下来，仿佛要把我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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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里火辣辣的，腿软得像面条，但我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就会被那些扭断了脖子的人追上。

不知道骑了多久，直到力气快要耗尽，我才敢猛地回头。

身后，空荡荡的。

没有摩天楼，没有“世界银行”，没有冰冷的玻璃幕墙。

只有一片在黄昏风中轻轻摇晃的、比人还高的荒草。

几堵残破的土墙立在荒草深处，默默诉说着废墟的荒凉。

我回来了。

回到了我熟悉的世界。

远处，邮电局那栋灰楼的一个角落，从荒草后面露了出来。

我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汗水浸透了衣服，冷风一吹，冰凉。

回到城里，看到熟悉的街坊面孔，听到嘈杂的人声，我才感觉自己慢慢活了过来。

我跟几个人语无伦次地说起刚才的经历，他们要么笑我睡迷糊了，要么说我是不是看花了眼，把哪个工地看成高楼了。

我不信邪，跑去县里的图书馆，翻找那些积满了灰尘的旧地方志和档案。

我想知道，那片荒草地，以前到底是什么？

翻了大半天，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在一本印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白水风物志》的附录里，我看到了一段用极小字体印刷的记录：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曾有海外侨商联合提议，借本地水陆码头之地利，筹建‘西北国际金融中心’，址选城东。然动工伊始，怪事频发，勘测人员屡称见‘异景’，或称‘时空错乱之象’。工未及三一，终因‘超自然干扰’及资金问题，计划夭折，遂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金融中心……

我拿着那张复印下来的纸页，手抖得厉害。

所以，我不是幻觉？

我看到的，是那个本应该建好，却因“超自然干扰”而夭折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精疲力尽地睡着了。

然后，我梦到了他。

还是那个银行门口，还是那身笔挺的制服，还是那个标准得令人作呕的微笑。

他就站在一片虚无的黑暗里，只有他和那扇旋转门是清晰的。

他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近，然后，像上次一样，微微躬身，双手递过来一张卡片。

那不是普通的塑料卡片，而是一张泛着幽冷青铜光泽的银行卡，上面刻着我看不懂的花纹，正中央，正是那四个字——“世界银行”。

他的嘴唇没有动，但一个清晰的声音，直接在我脑子里响起：

“先生，您的账户一直欠着七十七年时光。”

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冷汗淋漓，窗外天还没亮。

房间里一片死寂。

而在我摊开的左手手心里，正静静地躺着一张冰冷的青铜银行卡。

那张青铜银行卡像一块冰，死死地烙在我的手心。

冰冷的触感顺着血液，一路冻僵了我的心脏。

我猛地把它甩出去，卡片在水泥地上弹跳，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滚到了床底最深处。

无论我是用扫把试图把它扫出来，还是挪开床铺。

它总在我伸手可及的前一瞬，悄无声息地滑向更深处，像是一个活物一样嘲笑着我。

最后我放弃了，用旧报纸和破箱子把整个床底彻底封死，仿佛这样就能封印住那个不该存在的东西。

白天，我强装镇定，推着自行车走过熟悉的街道，阳光洒在身上，却驱不散骨子里的寒意。

我刻意绕开城东那片荒草地，甚至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

我试图告诉自己，那是一场梦，一个过于真实的噩梦，手心的冰冷和那张银行卡只是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