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时间，他对父亲梁孚生的了解愈渐加深。

那真是个复杂难以言说的人。

当年梁孚生与黄梵茵婚后曾一起出国留学，双生子被安置在黄家，由两位老人照料。回国后他创办了达兴银行，没有钱，资本仅凑集了几万银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员工仅有六名。初期他个人几乎包揽了所有业务，拉存款、放贷款、搞关系，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在他的经营之下迅速发展起来。

当时政府债券投机盛行，不少学者与企业抨击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对于国家的工业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这自然是夸张而严峻的指控，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银行很少涉足政府债务，甚至还想方设法不买公债，而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都很短命。（3）

梁孚生告诉秋意：“我国的现代工业太过薄弱，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的风险非常大，银行家毕竟不是慈善家。”

话虽如此，从资料来看，这些年他向纺织业和面粉业提供的贷款超过银行资本金的一半，难道这不算对国家工业的支持与推动吗？

报纸和期刊上还经常指控现代银行资助军阀内战，破坏中国经济，有责任心的作家们亦乐此不疲地写书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

早在北伐时期，梁孚生作为金融界的一员，曾秘密参与筹款支援北伐军。他和所有银行家一样，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感到厌烦，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新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树立国际信誉和地位，他们承认并继承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巨额的遗留债务，同时开始举借新债。

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内债起初无人认购，于是向银行强制摊派，甚至采取政治胁迫、绑架等极端恐怖手段募集资金。十四个月内，共发行上亿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付，陆续发售。此举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