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没有媒体报道？”温言书问。

老丁回答：“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并且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舆论处理的，能被大家看到的永远是极少数。”

根据老丁介绍，冯然家条件并不是很好，请不起专业的律师团队，更别说联系媒体记者利用舆论为自己申冤。

“我也不是什么慈善家，像他这样委屈的年轻人遍地都是，我不可能每个都帮的。”老丁坦白说，“事实上，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有关正当防卫的课题。他是我找了很大关系才接触到的案例，我必须要赢下这个案子。”

根据老丁的描述，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在于，冯然拿刀砍人的时候，对方已经失去攻击能力开始逃离现场，并不会再对冯然本人产生致命伤害，后续冯然的追杀行为，可能会被认为超出了防卫过当的范畴。

老丁说：“如果按照之前的模式，极有可能会判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温言书藏在被窝里的手脚都变得冰凉——当初衡宁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判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仅仅只是因为，在夺刀的瞬间，“不法侵害的行为便已经中止”。

“你可以帮我问问冯然的家属，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温言书终于问出了这句话，“我想为他提供一些舆论帮助，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或许司法程序不应当被舆论左右，但是我相信，法律的不断完善，也是需要听听大众的声音的。”

这便也是温言书选择当记者的原因——那时，他听到周围的人都在替衡宁感到可惜，身边所有人都在觉得量刑不合理，但他们的声音只是微弱的满天星，四散开来，绵软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