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玲又抓了抓头发，阴沉的脸上蓦地多云转晴,忽然别过眼,矜持地笑了声,胳膊一伸,像个抓娃娃机的抓手一样,把我从地上拎到沙发上。

这条沙发就像我和甘玲的谈判所，多少交锋都在沙发上刀光剑影，我一坐上沙发就沉着了一下，盘起腿来从茶几上端水递过去献殷情，甘玲摆摆手：“你要听……那你记得刚刚是什么话题？”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像是在毛线团上找线头，专心致志地陷入回忆，找一个能打开甘玲话匣子的钥匙，终于给我找到了：“哦，我问你，那个，为什么你说自己是反派。”

“因为我跟谁都合不来。”

甘玲简短地答完，就和我大眼瞪小眼。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婆婆，宁宁奶奶，我烦死她了。”

我点点头，甘玲又没下文了。

如果我是一个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记者，我面对甘玲大概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让她说出口，她很显然藏着话在舌头底下，只要轻轻一张口就吐出来，但是她就是牙关紧咬不肯吐出，她想说的时候就会说，不想说的时候就缄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永远掌握谈话的主动权。

可我自小到大都很懂得知耻与分寸感，面对别人不想说的话题很自然会坐着滑梯自己飘下去，绝无追问的觉悟，此时哪怕我知道甘玲故意的，也总是问不出口。

张口，闭上，再结巴了半句话，再吞回去，我像被钓上来放进盆里苟且存活的鲤鱼，不停地吐着空气，焦灼得用尾巴把塑料盆拍得啪叽啪叽。

我放弃了，起来收拾钥匙：“咱们下去吃饭吧。”

我就不是问话的料，只能期盼甘玲愿意主动去说。

甘玲说：“你问。”

“我不知道怎么问，我心里全都是问题。”

甘玲也想了想，意识到她的确在为难我，在下去吃饭之前，给我又简要地多吐了几个事情：“比如，我跟宁宁也不太相处得来，我跟她爸爸相处得也不好，跟邻居也是天天骂架——”

这些事我已经从她嘴里知道了，想听点新的，甘玲好像读完目录就合上书，理所应当地站起来，把话题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