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仪式叫做“粉饰”“履新”。

一般来说，每次新官上任都是衙役们最快乐的时候，比如粉刷这个墙壁，一般衙役们给新官开出的价格是一百贯，这笔钱将在“履新”费用中核销，但实际上花不了百十文。若是衙役们自己买石灰动手，也就十文钱而已。然而，这次杭州新官上任则不一样。

宋代以诗文取士，很多才子诗歌做的优美无比，算术学的一塌糊涂，对世务的了解如三岁孩童。而且在愚民教育的机制下，大多数才子被误导的，对世界的了解甚至不如三岁孩童正确。故而许多“才子”一到地方担任地方官，常会被当地吏员劫持，糊糊涂涂、浑浑噩噩度过任期。或许他们当中有真心做实事的人，但等他们了解地方情况，三年任期也到了，人也该走了……

不幸的是，赵兴这位新官是本地人，胥吏们糊弄别人，却不敢糊弄这位敢在祭雨时砍下龙王角的当地豪强，原本一百贯的粉刷费用，他们报价：一百文。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吏员们都要给新官一个下马威，以便这位新官在以后的岁月里肯任由吏员折腾糊弄，但这次“履新”仪式却与原来的完全不同：主官苏轼原本干的就是杭州通判；押司高俅是小吏出生；推官秦观是苏轼带来的；赵兴又是本地人，所以吏员们迎接赵兴的笑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这些吏员以前也都跟赵兴打过交道，所以也不用介绍，每人跟赵兴问了个安，接着，高俅抱着一大堆公文过来，赶走了其他人，他一边跟赵兴闲聊，一边将那堆文件塞给赵兴：“赵兄，衙中的小事我已经替你处理了，剩下的都是大事，秦先生已经看过卷宗了，他在每份卷宗后都有标注。离人若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按他说的，只管用印……

这里还有几份，事关重大，也都有些首尾，秦先生不敢下判语，但凭离人做主。”

宋代衙门不是每天都审案的，也不是每天都接受诉讼。考虑到每月初一经常遇到假日，所以宋朝规定：逢五放告。亦即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接受百姓的诉状，并进行审理。

宋《刑统》还对办案期限做了规定：凡20贯以上为“大事（大案）”，10贯以上为“中事”，不满10贯为“小事”。为了提高司法机关的效率，朝廷还作如下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大事不过25日，中事不过20日，小事不过10日。地方政府审核案件：大事不过15日，中事不过10日，小事不过5日。

高俅递过来的这一摞子案件，大多数已超过了十五日的审判期，这也没有违反地方刑事审判期限，因为宋刑统规定：当地方审案时，涉及到异地取证，或人证过多无法召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效率，朝廷还给予了一个宽限期——三个月。

不过，为了增加效率，朝廷还规定，如果证人居住的地方离案件受理官衙超过一千里，则这样的证人不再传唤。

大体上，宋朝官吏还是能够遵守审判期限的限制，对赵兴来说，他的新官职任命也没超过三个月，新官上任期限本就有半年，所以这段时间即使他不履任，也属于合法，当然也算不得拖延案情。

赵兴抖擞精神，准备过一把宋代法官瘾，运用他的逻辑推理知识，好好判一个案子，在宋代赢得一个明代的“青天大老爷”称呼，但他翻阅完那叠卷宗，失望的发现，宋代谋杀案实在很少，少的令他无处显露身手。

二十贯钱就是大案，这20贯能干什么？杭州当时最肥沃的粮田每亩大约五至七贯，而宋代法律规定的大案，也就是三亩田地的归属而已。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宋代治安好的令人发指，好的像个传说中的乌托邦。

看完那叠卷宗，只赵兴恨得牙痒痒，他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大声提醒大家——我一天几千贯上下的收入，看完这些卷宗花的时间，也足值几百贯收入了，我浪费几百贯的精神，推敲几十贯的归属，这不是折腾人吗？

恨起来，赵兴真想把那些诉讼人叫到眼前，每人发二十贯，让他们回家了事。多大的案子，二十银币的争夺，谁有这闲功夫听你们争论，还不如泡上杯茶好好享受——光我这玻璃茶壶也值20贯。